一、“纪实转向”：何处是归途？

      近些年来中国摄影界正在发生着一场摄影的“纪实转向”，其中的关键词是：记录、人文、社会责任……一个宏大的声音在摄影家们的耳边回响着：记录才是摄影的本质，纪实摄影才是摄影的正途……于是，昔日的风光大师风光不再，沙龙风格备受置疑……

      什么叫话语权力，这就叫话语权力。在这场“纪实转向”中，纪实摄影赢得了话语权力，而风光、沙龙等则逐渐地远离了话语权力。该怎样评价摄影的“纪实转向”呢？虽然我一向主张摄影类别的多元化，并且早已预感到“新艺术类摄影”有可能是未来的一大主潮，但我仍对正在发生着的“纪实转向”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因为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纪实摄影确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不过同时应该指出的是，风光、沙龙，以及形形**的所谓“艺术摄影”，其本身都是无辜的。但这类摄影中又确实存在着某种“原罪”，只不过罪不在这些摄影门类本身，而在于其摄影语言的被挟持。我在《沙龙摄影的“基因鉴定”报告》一文中曾说：

      找到了沙龙摄影的“基因样本”，再去“比对”时下的“沙龙摄影”，立刻就会发现：此沙龙非彼沙龙也！原来沙龙摄影在大半个世纪的话语流变中，早就已经“基因变异”了。“比兴”也好，“咏物”也好，还都是在“言志”或“咏情”，其基本立场是个人的，文化的。但在文艺被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年代，沙龙摄影若要继续存活，就必须按照“适者生存”的规律，来个“基因突变”，并从此洗心革面接受改造……于是“言志”的沙龙摄影变成了“载道”的沙龙摄影，“比兴”、“咏物”式的文化隐喻变成了政治宣传式的超隐喻，文人士大夫情怀的高山流水梅兰竹菊变成了朝霞满天光芒万丈的国家景观“东方红”……

      也就是说，若云有罪，罪不在“文体”而在于“文本”——其摄影语言的意识形态编码，已使大多数的所谓“艺术摄影”堕落为一种貌似“艺术”的反艺术。

      与“艺术摄影”相比，纪实摄影似乎更多地具有着某种天然的基因免疫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自觉地走出了所谓的“新华体”，形成了中国当代摄影界里最具人文力度的一个流派。这也正是“纪实转向”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所以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在观念上的差异，绝非是一种表面上的“文体”之争，而是深层上的“文本”之争，是摄影语言上的规训与反规训、挟持与反挟持、俗套与反俗套之争。

      然而，对于在“纪实转向”中，挤上或被挤上纪实摄影这趟车的大多数摄影人来说，“转向”解决的只是“镜头对准谁”的问题，也就是“拍什么”的问题，而“怎么拍”的问题却远未解决。

      当你沿着某个摄影节或摄影展的展线一直向前走，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纪实作品都太雷同了……当你湮没在这海量的大同小异的纪实影像中时，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际的被复制了的现实的碎片……一如既往的老少边穷脏乱差……吸毒贩毒的片段……街头彷徨的人群……

      当你看得头脑发胀，视觉疲劳之时，你会不由地想：以记录为本的纪实摄影难道就是对现实的不断复制？让摄影人拿着像素越来越高的相机和容量越来越的储存卡，每天去制造越来越多的此类影像，难道这就是“纪实转向”的初衷？

      漫漫纪实路，何处是归途？

      二、拍“纪实”的“杂牌军”

      被带上“纪实”这趟车的摄影人，其实是一支庞大的杂牌军。我这么说绝不是强调“杂牌军”有什么不好，更无贬低之意——事实上西方的那些纪实摄影大家也都出身背景各不相同——而是想具体分析中国纪实摄影家的构成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风格，从而找出不同理念及话语方式下的“纪实”的优长与不足。

      中国纪实摄影家中的第一大阵营，当属“新闻”而优则“纪实”的记者与准记者。新闻摄影本身就是记录类摄影类别中的一种，与纪实摄影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众所周知，在中国，许多新闻记者就是因拍了许多当时不能见报的图片，而成就了其日后纪实摄影家地位的。更多的新闻记者往往采取“一鱼两吃”的办法，将新闻时效强的图片作为新闻摄影见报，而把更加深入采访的图片，留待日后办影展……在今天闻名于世的纪实摄影家中，有很多都是记者出身的，有些更是以记者为终身职业的。当然，随着“单位人”体制的松动，一些体制外的准媒体人也出现了，有的还成绩斐然，比如那个自身就充满着新闻性的卢广。

      由“新闻”而“纪实”的纪实摄影，其优长是信息量大、叙事性强，对“现在进行时”的社会现实是最为敏感的。当然，这类摄影也难免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影像语言有时会过于单一，致使新闻味太浓而画面略显粗糙……尤其是前些年曾经流行一时的超广角加近距离拍摄的俗套化新闻摄影语言，因盲目追求极为可笑的所谓“视觉冲击力”，而导致了影像的粗鄙化……我对这样的超广角爱好者总是开玩笑说：快把你镜头上的超广角端锯了吧！这当然是玩笑话，超广角不是不能用，但不能滥用。

      用诗学理论分析此类纪实摄影的特点，便可以一目了然：因图像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故其所指意义一般都大于能指意义。关于这一点，后面探讨纪实摄影与艺术的关系时还会详加分析。

      与第一阵营不相上下的第二大阵营，是由艺术类摄影而转入纪实摄影的群体。在中国当代的摄影家中，很多人早期都有过拍风光拍沙龙的经历，后来则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入到纪实的阵营里来了。当然也有少数是源自当代艺术的影像实践，并带着现代主义的理念而走入纪实摄影的。由于他们早年的沙龙摄影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磨练技术的练习期，所以这些摄影家大多对光影点线面等摄影语言的基本元素掌握得比较到位。但有一利也有一弊，光影点线面等毕竟只是摄影语言的基本元素而非核心“语法”，掌握了这些还远不能说就是掌握了摄影语言，甚至有时还会成为掌握真正摄影语言的障碍，弄不好就会小学大遗买椟还珠。

      就影像语言而言，这部分摄影家如能从光影点线面入手最终参透纪实语言的核心“语法”，自可成为一代大师。但若达不到此境界，则极可能把“纪实”拍成了另一种“沙龙”。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纪实摄影”看起来总有些发“甜”，记录中又杂糅着“画意”的原因所在。摄影与绘画在视觉确实有共通的地方，让摄影完全拒绝“画意”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但摄影中毕竟有许多是绘画中所没有的东西，是以这些摄影所独有的元素作为语言本体，还是把绘画语言中的元素挪用到摄影中来，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其实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还不仅仅是影像的风格问题，更直接影响着影像本身的生成。因为不同的话语规则直接决定着不同的观看方式与摄取的选择。容易把“纪实”拍成另一种“沙龙”的摄影家，最大的问题还不只是把画面拍“甜”了，而是把现实拍“浅”了，拍成了不见“风光”的“风花雪月”。

      比如去拍一个古老的乡镇或村落，如果仅仅是把老人脸上的皱纹，以及老屋老墙老门面老算盘等符号化的表象拼成一幅幅美仑美奂的视觉拼盘，那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也就只限于——这地方很古老很古老，古老得就像任何一个古老的地方一样……而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喜怒哀乐、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代际关系……我们则无从得知了。将一个地方贴上种种浅表化的符号标签，这本应是旅游公司的企划们做的事，而不该是纪实摄影的所为。

      第三大阵营与前两个相比，虽然地位略显边缘，但人数却是最多的，而且实力也不容小觑，他们就是那些从“扫街”起步而最终迈进纪实摄影的众多业余影友。业余影友的好处是没有职业上的压力，一切出于爱好，自得其乐……但心态不好时也容易走向反面：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业余影友一般都没有接受过摄影方面的系统训练，相关的知识贮备也参差不齐，虽然有时也能抓到非常精彩的瞬间，但在影像的整体性控制、选题的系统性把握等方面，大多还相对薄弱。

      当然，以上对三大阵营的简单分析都是泛泛而谈的，并不包括特例。事实上任何一个阵营里都出过高人，甚至是高人里的高人。高人之所以成为高人，就因为他具有超越自我的能力，超越了自我，自然也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

      三、语言决定观看，还是观看决定语言？

      在“纪实转向”的进程中有一种倾向，即“拍什么”远比“怎样拍”重要，“内容”远比“形式”重要。从观看伦理的角度说，这一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转向”的初期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倾向的深层征候，其实是对摄影语言的漠视和误判，当“转向”进入纵深阶段后，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摄影人都掉转镜头去拍老少边穷脏乱差，每天都不断地去复制大量的现实碎片时，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这种倾向的思想源头，其实可以上溯至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特点就是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并二元对立化，在强调“内容”的绝对重要性的同时，无视“形式”作为语言的本体性，而只是将“形式”看成是为“内容”服务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国内以往文科教学的基本模式：先分析所谓的“主题思想”，再分析什么“艺术特色”，然后的既定套路一定是：本篇作品通过什么什么……表现了什么什么……就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当“内容”被置换成已被预设的政治信条，“形式”被置换成文学技巧或艺术手法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还不是什么样的文艺术都配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内容”早已规定了可以为其服务的御用“形式”——诸如那些什么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统统滚到一边去！

      “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最终结果，是“形式”的彻底死亡。

       现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证明，当年那套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导致了文学的退行，险些毁掉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不可不察。

      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把“形式”看得比“内容”更重要就正确了呢？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里，确实也有过这样的倾向，认为“内容”其实是被“形式”所决定着的，或者认为仅仅研究文本的“形式”就已经可以揭示所有的文本奥秘，从而将“内容”悬置。这种情况至“文化转向”以后有所改观，“文化转向”又被称作“意识形态转向”，通过“文化研究”、“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等方法，将原来被统称为“内容”的东西细分，并在更深的话语层面里分析其编码。我的“超隐喻理论”就是一种针对汉语特殊语境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在这样的话语分析中，“内容”与“形式”不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内容”只有作为形式的内容，“形式”也只有作为内容的形式时，二者才有意义。我在《超隐喻与诗学》一文中对这点有详尽的论述，我提出来的文艺观——“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摄影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影像而是解放影像”，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

      纪实摄影要不要摄影语言？可以肯定地说：要。不仅要，而且摄影语言在纪实摄影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如雅克•拉康强调能指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一样。那么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的勇气……难道就不重要，不是第一位的了吗？这样的疑惑本身其实就是对摄影语言缺乏深入研究的结果。首先，纪实摄影的摄影语言与纪实摄影家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完全谈不上彼此矛盾或需要取舍。纪实摄影的摄影语言相当于索绪尔所讲的“语言”，而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的纪实作品则相当于这个大的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言语”。用中国传统式的话语讲，也可以说好比“体”与“用”的关系，“用”是不可能替代“体”的，就如再伟大的棋手也不可能去挑战游戏规则一样，因为棋手的棋下得再好再伟大，那也只是“言语”，而游戏规则永远是所有棋手都要遵守的“语言”。

      误以为只要具有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就可以不要摄影语言的想法，其实仍是以往那种把“形式”看作为“内容”服务的语言工具论的残存。以为摄影语言仅仅就是些玩弄光影的技巧，以为摄影语言就是把照片拍得更漂亮的手段……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本体。这个在今天已经被广泛公认了的基本原理，一到具体应用的时候就又会被语言工具论那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扭曲。这个问题得不到正本清源，摄影以及理论都将永远糊里糊涂。

      其实，那些貌似不讲究“语言”的纪实摄影，也同样是“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言语”，就如“反修辞”本身也是一种修辞的道理一样。

      (来源：藏策博客  作者：藏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