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汤姆逊：把旧九江刻在影像里

■ 江汉民

九江第一张街头生活照——《街头小贩，九江》       约翰·汤姆逊 摄

　　这是一本砖头厚的书。

　　拿过书来的那一刻，单看那精美典雅的装帧，就叫人心生喜欢。翻开书，图文并茂，一页页，一幅幅，教科书上那些“枯燥”的历史，经照相机的捕捉与定格，变成了斑驳陆离的流光碎影，在眼前闪烁着、跃动着，仿佛伸手可触，倾耳可听，干巴巴的历史一下子生动、鲜活了起来。这些经过岁月淘洗的光与影，告诉我们，原来历史既可以被书写，也可以被“看见”。

　　这是150多年前的晚清，这是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

　　忆往昔，苍茫时分，“无可奈何花落去”。

　　看今朝，读图时代，“似曾相识燕归来”。（宋·晏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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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871年，大清同治十年。

　　九江街头。

　　墙根处，有八九个人分成4组，似乎在各干各的活，离这个地方两丈远，三脚架上架着一台笨重的机器，一根管子嵌着块玻璃对着这些人。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会儿站到机器后面摆弄一番，一会儿又跑过来指导这几个人摆造型、调表情。旁边还有几个手忙脚乱的帮忙者。

　　一堆吃瓜群众在围观，指指点点，热闹非凡。

　　聪明的你看出了端倪：“这是在照相吗？”

　　“对，是在照相。”

　　“摆拍？”

　　“不错，摆拍。”

　　“摆拍有什么意思？”

　　别瞧不起这摆拍，九江第一张街头生活照就此诞生。

　　这张《街头小贩，九江》是街头摄影史上的名作，其构图处理、人物造型及气氛渲染上都颇为出色。它选取了街头有代表性的四种商贩，通过巧妙的构图及光线运用，展现出一幅具有中国特色、趣味横生的风俗画卷。

　　这位老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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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年，苏格兰爱丁堡，一个男孩呱呱坠地，欣喜的父母给他取名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别人家的孩子总是与众不同，汤姆逊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少年时，汤姆逊就喜欢琢磨各种新鲜古怪的玩意儿，有一阵，他干脆去光学仪器作坊去当学徒，以满足无穷的好奇心，由此，他掌握了摄影原理和方法。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完化学专业后，他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就是摄影。

　　那时候的摄影，可不像现在人手一个手机、可以随便乱拍的。在1880年前，全世界采用的大多是湿版摄影法，摄影师出门拍摄需要携带一系列繁琐的器材，笨重的相机，玻璃底板，移动暗房，各种药液，甚至冲洗照片用的清水，摄影师需要现场显影、定影，冲洗的过程十分复杂。总之一句话，那个年代，摄影是一项专业技术。

　　19世纪中叶，是日不落帝国的鼎盛时期。24岁时，汤姆逊第一次出发到亚洲，由于疾病，他此行只到了新加坡和柬埔寨，其成果是一本名为《柬埔寨的古迹》的书，书中以明快的手法介绍了柬埔寨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英国甚至在整个西方都引起了极大反响。自那次东方之行以来，汤姆逊对东方文明的兴趣日益加深。终于，在1864年他开始了第二次东方之旅。

　　汤姆逊先到马来西亚落脚，一年后在新加坡开设了照相馆。1868年来到了香港并在香港结了婚。在此后的5年里，他来到晚清中国，在中国作了长达5000英里的旅行摄影，深入到中国各地，拍摄了大量记录中国人民生活实态与中国自然景色的照片。汤姆逊足迹西至四川湖北，南到福建沿海，还沿长江流域作了摄影考察并最终来到古都北京。据他说，当时他所到达的中国各地，大多数西方人尚未涉足。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增订版）中文版

　　汤姆逊中国之旅结出的丰硕成果是他回国出版的六册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又以四卷本《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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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共有223幅照片，其中九江的照片有6幅。

　　与一般的摄影集不同，《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的主角不仅仅是二百多张图片，更有十多万字的文字。这些文字既是对照片的说明，同时又加入了背景材料和作者思考。现在看来，汤姆逊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大师，更是一位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无论镜头或是文字，视角都颇为科学、严谨，至今仍觉新鲜、生动。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 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甚至在某些方面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中国的侧写。因而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照片却可视为文字的说明。

       太平兴国宫（太平宫）的钟楼和鼓楼，当时已圮，俗称婆媳塔。汤姆逊显然理解了婆媳的意思，特意找来两个妇女（不知道现实中是不是婆媳）做模特。                  约翰·汤姆逊 摄

　　看来九江给汤姆逊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写道：“这处废墟是一个名叫太平宫的地方，距离九江十英里，位于城市背后的山野间。在城市与群山之间是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到处都是精耕细作的田地、兴盛的农庄，阡陌间点缀着秀美的柳树。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幼嫩的秧苗刚刚从水田里冒出头，繁茂的豆田正在开花，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蔬菜，山顶上长满松树和灌木，这是冬天的好燃料。我在这里见到的大多数人都过得很安逸，其中一些人还穿得很好，所有的人都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富足安乐的神情。确实，江西的这个地方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孩童时代故事书中描述的那种理想中的中国的景象：这里有苍翠的群山，花园一般的广袤田野，绿色的山丘上长着参天的古树，河渠纵横，小桥流水，垂杨轻拂……”

　　这样一幅中国传统风景画，这样一种西方人眼中的审美，清晰、细腻而又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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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纪实摄影并不容易。

　　当时，交通不便，长距离旅行远没有现在舒适快捷；由于摄影术还处于湿版阶段，汤姆逊必须雇用8个人才能解决摄影器材的搬运问题；当时尚不知摄影为何物的中国人很是抗拒照相，认为照相会摄取人的灵魂，以至于他们无法正常地面对镜头，而湿版摄影的曝光时间长达十多秒钟，需要被摄者很好地予以配合；沟通比较困难，汤姆逊并不精通汉语，难于与被摄者交流；由于中国的传统礼教，男尊女卑，女人很少露面，要拍摄到他镜头下那么多的女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此外，他还要应对路途的艰险，气候的变幻，甚至人身攻击的危险，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在拍摄中，他不止一次地被人扔石子甚至被夺走照相机，而在拍摄汉水上的一座大桥时，当地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要用大炮轰击这座桥。

九江（租界区）          约翰·汤姆逊 摄

　　汤姆逊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镜头下既有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时局，显要人物如恭亲王奕䜣、晚清重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军机大臣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有珍贵的影像呈现；又如烟客、媒婆、马快、兵卒、囚犯、纤夫、乞丐、僧尼、商贩、艺伎及识银、缫丝、制茶、葬礼等等社会百态都有生动的记录，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初建时的上海外滩，以及铁路、轮船等新的气息，也是书中重点观照的对象。

织带机              约翰·汤姆逊 摄

　　十九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东西方文明激烈渗透融汇交错，汤姆逊的作品，体现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国度巨大的热情。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与重生的国度。汤姆逊的摄影，让我们目睹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晚清中国，通过玻璃底片的显现，似乎又平添了一种东方式的宁静和逸致。

九江码头            约翰·汤姆逊 摄

　　汤姆逊到达九江的1871年，是根据《天津条约》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九江英租界开辟整整10周年之际，这一年，爱新觉罗·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出生，这一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又旋即失败，这一年，俄罗斯攻占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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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有多少勤劳的中国人游走在街头，以一种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游方商人’的方式谋求生计，我们不得而知。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虽然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将之归为补锅匠或者小摊贩一类，但是在中国，他们的行列中还包括那些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穷到根本不敢去奢望拥有一个体面的店铺，只是在大路上找一块地方，或是走街串巷地做买卖。

　　“最左边是我们可敬的朋友阿宏，他的每一天都在九江街头度过。他深知世道的艰难，能讲一些关于太平军的奇奇怪怪的故事，他们在那段时间搅得他生意都没法做。阿宏是一个卖汤的小贩，他继承父业，生于一个制汤之家，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门高深的技艺，挑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小厨房，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与他的老主顾们会面。照片上他有一个顾客，空气中飘着肉汤的香味，蹲坐在地上的顾客正在评论汤的味道，表示出相当的满意。如果我们能引入一些这样的厨子，对于英国的穷人们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能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营养健康的食物，价格又十分低廉。在阿宏这里喝一碗最好的汤只要半个便士。

　　“画面正中的那位先生是一个代写书信的人，正在听一位妇人的口述写一封信。但是如果他仅以代笔为生，是难以糊口的，因为多数人都能自己写信。所以在代笔之余他也替人算命、为人看病，他自称是一名秘传的眼科医生，能医治七十一种眼病。他的妙手据说就只限于眼睛这一个器官，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长长的清单，列着他擅长医治的病症。这个单子时不时地会有一点变更，他的专业范围也随之做一些变动。作为算命先生，他通过顾客们写下的字来预测凶吉，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官司缠身，也可能有关婚姻或财运。他也为婚丧嫁娶择吉日，必要的时候他会打出天机不可泄露的幌子，以避免在那些没把握的事情上翻船。他是一个狡猾的老骗子，利用人们的轻信捞取钱财，他的桌椅和用具都是便携式的，晚上收摊的时候叠起来就拎走了。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乞丐。

　　“在他们的旁边，我们看到的是流动理发师，一个在别人的脑袋上施展专业技艺的人。他不是外科医生，在这一点上他跟欧洲以前的那些理发师一样，但是他必须对人脑袋上的每一个‘感官之门’都了如指掌。刮净辫子之外的光头只是他最基本的技艺，在此之外他还为人修眉、刮脸、刮下巴，除去鼻孔和耳朵里讨厌的毛发，替人挖耳朵，以便中华大地上动听的声音能顺利地传递到客人的耳膜。顾客的眼珠子也用专门的手法进行清洗，以达到清凉明目的效果。他的顾客坐着的那个小柜子有四个抽屉。最上面的那个放着他赚来的钱，第二层用来放置他的小工具，第三层里面可能放着很多把剃刀，每一把都在成百上千个天朝子民的头颅上施展过功夫。最下面的抽屉里放着毛巾、梳子、毛刷，在他的左边有一个水盆，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炭炉。传说这套标志性的剃头匠的行头是古时候一个皇帝赐给一个著名的剃头匠的礼物，据说他技艺超群，有一次一只蚊子落在皇上那尊贵的脸上，他手起刀落，蚊子霎时被削成两半，一半不知去向，另一半还立在皇上的鼻梁上。

　　“右边余下的两个人是一个车木工和他的顾客，后者正在查看一把木勺的做工。”

　　这是《街头小贩，九江》的说明文字，虽然冗长，但是耐读。细品下来，感觉不像是一个老外写的，倒像是蒲松龄或林语堂的笔调，看得出，汤姆逊不仅是一个理工男，还是一个文科生，在了解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习俗和中国文化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

　　诗人说，功夫在诗外。摄影人说，摄影最重要就是镜头后面的那个头。看汤姆逊的文字和照片，确信此话不谬。

6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一直在想，我们究竟应该把镜头面对什么，或者说，我们的镜头究竟应该记录下什么?

　　在数字化时代，摄影人见人会，人见人爱，可以玩，可以乐，可以科研，可以记事，可以留念，可以参赛，只要从中得到乐趣，就无所谓粗俗和雅致，无所谓古典和时尚。记录生活，留存现实，反映时代，聚焦人生，是摄影人无限的追求。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王伶春大姐，近年来在大凉山地区支教，她把镜头对准怒江、独龙江的孩子、劳动者和老人，用相机记录人的生活和文明进程，用镜头去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生，出版了《凉山支教人的影像记录》和《牵挂——怒江·独龙江》两本书，是我心目中摄影人的典型。

　　中国传统农村的式微和转型，是一股历史潮流。在破旧立新中，农村的古建已经或是将要被拆毁殆尽了。我的大学同寝室同学陈峰，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好题材，于是这几年倾尽全力在抚州、在江西大地上奔走，拍古村落，拍古建筑，试图用一丝光影留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与生活。几年下来，有非常的成就，不客气地说，是全国一流的古村落摄影家，这是我心目中摄影人的另一个范例。

锯木工在工作             约翰·汤姆逊 摄

　　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汤姆逊并不是单纯地拍摄了一大堆历史素材，而是不乏对于异域文明大量而深刻的观察与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通过一系列照片来展现中国和她的人民，她的艺术、习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就不仅仅是敷衍了事的单纯记录，而是带有真情实感的文化交流。一个外国人能够对异域有如此细微精到的观察，足见其“功力”之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间渗透着汤姆逊对晚清社会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些“犄角旮旯”往往被遮蔽在“宏大叙事”的暗影里，或者被一笔带过。是的，正是汤姆逊镜头下这些普普通通的众多老百姓，我们才感到如此亲切，如此感动，如此爱不释手。

　　“汤姆逊出版此书的初衷，是为西方提供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资料，而在当下中国，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一个近150年前真实存在的中国，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文版译者徐家宁先生如是说。

　　诚哉斯言！

                       （原载2022年4月17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一版）

作者简介

   江汉民，江西都昌人。九江市摄影家协会特邀理事、九江市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已退休。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和管理工作，业余期间致力于文史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出版专著《江州司马白居易》。